编者按：2025年4月2日，特朗普政府再度举起“对等关税”大旗，对全球贸易伙伴启动系统性加税，中美、美欧等关键贸易关系紧张，美股崩盘、多国反制、供应链震荡等连锁反应接踵而至。这场号称“百年未遇”的关税风暴，不仅让人回想起1890年《麦金莱关税法》、1930年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等历史事件……美国百年来的关税政策始终在“保护主义”与“自由贸易”间摇摆。

如今，美国经济深陷衰退泥潭，财政赤字高企，贸易逆差创历史新高，而中国等对手的反制手段已从“被动应对”升级为“系统性博弈”。特朗普的“对等关税”看似延续了“美国优先”的剧本，却在美元信用动摇、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当下，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挑战。

本文通过复盘美国百年关税史，剖析2025年“对等关税”政策面临环境，揭示全球贸易秩序重构中的机遇与挑战。

一、历史上的美国贸易战，负多于胜

1.1890年哈里森政府：为壮大本国新兴产业

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，美国经济突飞猛进，但仍落后于当时的霸主“日不落帝国”英国。时任总统哈里森认为，必须实施保护性关税才能壮大本国新兴产业，从而赶超英国。

1890年，《麦金莱关税法案》出台，将进口商品关税提高到49.5%，限制外国商品销路而鼓励本国工业品高价出售。此举对美国民众伤害巨大，消费者不得不高价购买国货。但哈里森却如愿实现了他的目的，美国国内新兴产业因为本国人民的倾力补贴而获得大发展，1894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终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。

2.1930年胡佛政府：为解决经济危机

1930年6月，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，时任总统胡佛签署《斯姆特—霍利关税法》，将约2万种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从40％提升至48%，创历史最高水平。

该法生效后，引发多国报复性措施。加拿大对30％的美国商品加税，德国建立自给自足经济体系，法国转向英联邦市场，西班牙不再买美国车，阿根廷占领美国小麦市场份额。数年间，美欧贸易量锐减三分之二，美国国内失业率从7.8％飙升至25.1%。美国大萧条加剧。全球贸易也遭受重创。全球贸易额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暴跌至1934年的242亿美元。

1932年，胡佛通过《紧急救济和建设法》，试图通过基建拉动经济增长，但未有起色。1933年罗斯福政府主导美国回归到自由贸易轨道。1934年出台《互惠贸易协定法》，为后续美国众多双边贸易协定奠定了基础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开始转型。

3.1971年尼克松政府：为解决经济滞胀

20世纪60年代末，美国因为长期的对越战争导致国内巨额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。黄金价格也因此大幅上升，各国争相用美元兑换美国黄金，黄金大量外流，“布雷顿森林体系”确立的“美元与黄金挂勾”的规则已难以持续。

1971年8月15日，尼克松政府宣布“新经济政策”（New Economic Policy），包括暂停美元与黄金直接兑换，以及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%的临时附加税，旨在迫使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（尤其是日本、西欧）调整汇率或开放市场。同时，尼克松政府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推动全球货币体系改革。

然而，该政策遭到了日本和西欧的强烈抵制，二强联合抗击，尼克松最终放弃了10%的附加税。布雷顿森林体系也走向尽头，美元与黄金脱钩，浮动汇率制度逐步形成。

4.2002年小布什政府：为保护优势产业

21世纪初，美国钢铁产量骤降25%，30多家企业破产，数万工人失业。小布什政府为保护本土产业、提振就业并争取选民支持，决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。彼时，美国钢铁业将困境归咎于低价进口钢材的冲击，尤其是来自中国、日本和欧盟的产能过剩。

2002年3月，小布什政府宣布对10类进口钢铁产品加征最高达30%的关税，为期3年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（USITC）研究显示，每保留1个钢铁岗位，需牺牲7个下游岗位。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，钢铁关税使美国实际总收入每月减少14亿美元，消费者每月额外支出32亿美元。

欧盟、中国、日本等16个WTO成员启动争端解决程序，最终WTO裁定美国违规。2003年12月，小布什政府被迫提前撤销关税。

5.2018年特朗普政府：为解决财政赤字和经济衰退

2018年3月，特朗普政府以“国家安全”为由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，随后对中国商品分批次加征最高25％的关税，涉及约3600亿美元商品。

该政策遭到多国反制。中国采取对等反制，对美农产品、汽车等加征关税，并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。同时启动谈判，双方在2020年1月签署第一阶段协议，但最终执行效果有限。

研究显示，这场贸易战导致美国失去了24.5万个工作岗位，美国实际总收入每月减少14亿美元，美国消费者每月额外花费32亿美元。美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信誉严重受损，而特朗普通过关税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意图也并未实现。

综合美国历史上几次典型的贸易关税政策，仅哈里森政府取得显著政策胜利，当下的条件是，美国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叠加技术革命窗口期，且国际上缺少发达经济体，关税政策极大刺激了本国新兴制造业发展，政策红利可通过产业发展抵消负面影响。

而其他政府的关税政策收效甚微，对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。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下行周期以及其他经济体的崛起。

二、美国当下面临什么样的经济环境？

2025年，特朗普二度登上美国政治舞台，再次发起贸易关税战。

4月2日，特朗普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征收10%“最低基准关税”，对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加征更高税率，最高加征125%（综合后达到145%），创百年新高。4月9日，特朗普宣布已授权对不采取报复行动的75个国家暂停实施“对等关税”90天，税率降至10%。

（数据来源：公开信息，南山所整理）

目前，美国与全球贸易伙伴处于关税谈判期，尚未有明确结果。回顾特朗普政府发动的“对等关税”半月以来，影响已经出现：

4月7日，美股期货全线崩盘，国际油价暴跌，黄金跳水，日韩股市也随之暴跌。其中，标普500股指期货开盘下跌2.6%，随后跌幅迅速扩大至超过4%，纳指期货跌幅超过5%。

截至2025年4月17日，美国海关实际征收关税与特朗普宣称的“每日20亿美元”存在巨大落差。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，4月5日关税生效后，日均收入仅2.5亿美元。

欧盟与美国的贸易谈判陷入僵局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称，若谈判破裂，将对美国数字服务和制成品实施反制。中国商务部则宣布，自4月12日起对美反制关税已提升至125%，并明确表示“美方后续加税将不予理会”。

当下的美国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环境？“对等关税”可以解决当下美国的经济问题么？

高盛在报告中指出，当前与1971年有着相似之处，美元估值高企且外资对美国资产持有量达历史最高，但市场因素并不像过去那样利于美元走软，但美国可能会继续推动其他国家采取措施重新平衡全球贸易。

一是经济环境与全球格局的显著变化。

美国当下面临正面临经济衰退和财政赤字高企的不良局面。2025年美国GDP增速预期下调至1.7%，经济衰退明显。国债规模突破36.6万亿美元，几乎触及债务上限。另外国内通胀趋势明显，不断寻求美联储降息。

此外，与以往历史阶段相比，当下全球化深度与供应链交织更为复杂。此前，全球供应链相对简单，各国经济自给能力较强。当下，全球产业链高度依赖跨国协作，关税政策导致供应链重构成本飙升，且可能引发“系统性贸易瘫痪”。

二是“美元霸权”地位面临结构性冲击。

根据美银4月10日最新发布的报告，尽管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仍占主导地位，但其份额已从2015年的66%降至2024年三季度的不足58%，10年累计下滑超过8个百分点。

与此同时，美债吸引力显著下降，2024年外资官方部门净卖出600亿美元。欧元、黄金和部分非核心货币正成为央行多元化配置的新方向。

新兴市场资本吸引力增强，美国难以通过加息维持资本回流。例如在几乎整个市场都被特朗普的新关税政策冲击之际，投资者加码买入在动荡时期具有对冲作用的交易型基金（ETF），iShares短期国债ETF单周流入35亿美元。

若美元霸权动摇，美国将面临融资成本上升、通胀加剧的恶性循环，这是历史上关税政策从未面临的核心挑战。

三是跨国公司税收布局与服务贸易逆差的新矛盾。

在美国当下的强势资本中，跨国企业通过全球税收布局造成美国税基不断削弱，无法弥补财政赤字。同时，国际税收改革迫使美国协调多边规则，单边关税政策效力受限。难以实现政策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效果及制造业回流目标。

此外，美国大型跨国集团的服务对象中，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来源国。野村《中国：北京在贸易战的服务领域拥有更多制衡手段》显示，中国自美国的服务进口从2000年的50亿美元激增至2024年的550亿美元，增长超过10倍。因此，服务贸易可能成为贸易战的新战线，美国难以仅通过传统关税政策平衡服务逆差。

四是国内法律与政治体制的制约加剧。

与历史上关税政策相比，2025年面临更严格的国内法律挑战。加州等州起诉联邦政府，质疑特朗普滥用紧急经济权力。小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联合诉讼，要求阻止关税实施。司法审查可能限制政策执行，而两党分歧加剧，导致政府内部矛盾激化，政策稳定性下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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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文献：

第一财经日报，《刘劲教授：美国贸易战的底层逻辑》

上观，《100年前，美国也打了场关税大战，结果如何？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