粤苏GDP差距缘何缩窄?广东发展的挑战与破局之策
编者按:江苏正步步紧逼广东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地位。
2024年,广东省GDP为14.16万亿、增速3.5%,居全国第一。尽管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6年领跑全国,同时是国内首个GDP突破14万亿元的省份。但从GDP增速来看,落后同期全国水平5%。
而位居全国第二的江苏省,GDP增速已连续5年超广东。2024年,江苏省GDP为13.7万亿,增速高达5.8%。两省经济差距也进一步缩小至4626亿元,创下近十年最小纪录。
广东和江苏经济差距因何越追越近?两省发展优势在哪?广东又该怎样稳固“全国第一”地位?本文将做系列讨论。
近10年来,广东与江苏的GDP差距持续收窄。除产业结构差异外,区域发展均衡程度、经济动能转换速率、生产性服务业支撑能力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,形成了两省经济增长的不同轨迹。
具体来看:
一是产业结构和外贸波动差异。
从产业链结构来看,广东制造业虽规模庞大,全省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,其中电子信息制造、汽车、家电等15个行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。但过度依赖房地产和终端消费品产业,且产业链下游特征明显,例如华为、比亚迪、大疆都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龙头企业,导致其受全球经济波动和内需疲软影响更为显著。以广东GDP排名第三位的佛山市为例,2024年佛山GDP增速仅为1.3%。其家电、家具、建材、陶瓷等传统支柱产业,因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受到明显冲击。
而江苏的制造业多分布在零部件、装备制造等中上游领域,在全球供应链调整中反而受益,中上游产品出口被越南、印度等国工厂扩张所拉动。
外贸稳定性的差异进一步放大了两省经济韧性的对比。广东外贸总量虽稳居全国第一,但份额波动较大,2024-2020年的5年间,在全国占比分别为22.4%、38.7%、19.8%、19.9%、20.8%,波动幅度高达18.9个百分点,传统外向型产业面临更大外部风险。而江苏的进出口总额在全国占比始终稳定在12-14%之间,展现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。
二是经济动能转换速率分化凸显。
经济动能转换速率的分化更为关键。
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来看,2024年,江苏工业增速(7.7%)持续提升,比广东(4.2%)高3.5个百分点,且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50.7%,显著高于广东的32%。江苏的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更为显著。工业投资方面,江苏工业投资增速远超广东,2024年投资增长差距达4.3个百分点,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更强动力。
此外,“三驾马车”中,广东只有进出口表现亮眼,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增速并不乐观。2024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分别为-4.5%、0.8%,而江苏同数值则为13.3%、4.6%。广东的经济内生动力显得不足。
三是区域产业协同效能差距。
区域协同效能的差距亦不容忽视。
江苏凭借各城市的均衡发展形成合力,省内不仅南京、苏州等核心城市持续繁荣,其他中小城市也得到了同步发展。江苏13个市GDP全超4000亿,江苏坐拥5座万亿城市(苏州、南京、无锡、南通、常州),连云港(4520亿)是第一名苏州的16.9%。此外,江苏的13个设区市均在全国80个国家级集群中占据一席之地。
广东虽然拥有深圳、广州两个一线城市作为超级经济引擎,带动珠三角九市贡献了全省80%的经济总量,GDP垫底的云浮(约1309亿)不到深圳的3.6%。
对比来看,处于江苏省城市GDP末位的连云港市(2024年GDP为4663.13亿元),在广东的21市中可以排到第6位(第6位是珠海市,2024年GDP为4479.06亿元)。
四是生产性服务业支撑能力不同。
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能力成为产业链利润分配的关键。
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、重庆市原市长、著名经济学家黄奇帆多次强调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。他举例描述到,苹果公司每年在中国生产1.7亿个手机,负责生产的中国制造业只获得1/3的利润,而苹果拿走了2/3的专利费、服务费,也就是产业链上的生产性服务业利润。
核心逻辑在于,生产性服务业的控制力决定产业链利润分配权,而制造业仅获取剩余价值。
广东服务业结构偏消费端,生产性服务业支撑不足。广东服务业以消费性服务业(如批发零售、住宿餐饮、房地产)为主导,2024年占比达68%,而生产性服务业(科技服务、物流、金融、研发)仅占32%。广东的制造业企业(如手机、家电代工企业)长期处于产业链中低端,需向跨国公司支付高额专利费、技术服务费。华为、比亚迪等企业虽在研发上投入巨资,但其生产性服务业仍需依赖外部支持。
江苏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赋能制造。江苏通过“生产性服务业+先进制造业”双轮驱动,形成十大生产性服务业集群(如南京软件谷、苏州生物医药研发集群),2024年增加值达4.2万亿元,占GDP比重45%。此外,江苏实施“链长制”,由政府主导为产业链配备生产性服务业“链主”(如物流、研发、金融平台),2024年全省30%的规上企业接入省级生产性服务业平台,实现供应链成本降低15%。
总体来看,两省的经济发展差异,本质上是“外向型依赖”与“内生型均衡”路径差异。
在区域经济竞逐的新赛道上,广东正面临以下关键挑战:
Ø产业链低端锁定:制造业以终端消费品为主,利润被跨国公司挤压。
Ø区域发展失衡: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差距悬殊,非珠三角地区缺乏增长引擎,拖累整体增速。
Ø生产性服务业短板:服务业以消费性为主,研发、金融、物流等生产性服务对制造业赋能不足。
Ø外贸波动风险:外贸依存度高但结构脆弱,易受外部冲击。
Ø房地产拖累效应:房地产占比过高,投资下降加剧内需疲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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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需要以“二次创业”的勇气破除路径依赖,在保持开放优势的同时,锻造强大的内生增长引擎。当珠江两岸的产业集群完成从“世界工厂”向“全球创新策源地”的蜕变,广东才能真正实现从经济大省到经济强省的跨越。
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:
一是重构产业链价值分配权。
推动制造业向“微笑曲线”高端攀升。华为、比亚迪等终端巨头的突围已证明技术突围的可行性,但需要将这种突破从单点企业扩展为系统优势。同时推动专利证券化改革,让研发投入转化为可交易的创新资本。
二是重塑区域发展均衡格局。
强化区域协同发展,打造“双核带动+全域崛起”新格局。制定粤东西北承接产业转移专项政策,系统推进珠三角产业梯度转移。例如聚焦细分领域、结合当地产业优势,选取10个县域点“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计划”,推动县域经济成为增长突破点。
三是重筑生产性服务业生态。
破解“制造强、服务弱”困局需要制度性突破。探索在深圳前海、广州南沙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特区,试点数据跨境流动、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改革,培育百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服务型总部。探索实施“制造业+服务商”配对计划,推动规上企业接入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占比。可重点选取工业设计、供应链金融、碳资产管理等新业态,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贸易中心。
四是重建经济内生动力系统。
稳外贸与拓内需双轮驱动,构建“双循环”经济新生态。拓展多元化外贸市场布局降低外部风险,重塑开放型经济新优势。同时依托大湾区8000万人口红利,培育智能家居、银发经济、低空经济等新消费增长点,推动广州、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。
我们要认识到,经济转型本质上是发展范式的革命。广东是改革开放的缩影,在当前环境下如何突破路径依赖,构建更具抗风险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,是亟需解决的课题。